汪精卫的国礼、伪满洲国捐献、战后日本对中国赔偿和归还情况调查

中国驻日代表团第三组

中国驻日代表团设在东京麻布区有栖川公园附近的养正馆。

1946年6月，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为朱世明。下设机构除办公厅、侨务处、后勤处、副官处外，还有四个组。第一组管军事，第二组管政治，第三组管经济，第四组管文教。

这个管经济的第三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办理日本的赔偿和归还工作。所谓归还，就是责令日本把战争时期从我国掠夺的物资还给我国。

第三组组长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吴半农。他是清华毕业，哥大硕士，非常懂得和美国打交道。

1946年7月时，在日本的第三组成员有30多人，占全代表团总人数的半数以上。

除代理组长周茂柏、副组长林可仪外，还有不少知名的专家，包括：

兵工署副署长李待琛

交通部铁路总机厂厂长王树芳

资源委员会钢铁组主任严恩域

化工材料厂筹备处主任徐名材

华北钢铁公司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陈大受

上海浦东电气公司总工程师陈东

中央电工器材公司协理张承祜

中山大学机械系主任王德立等。

代理组长周茂柏，资源委员会中央造船公司筹备处主任。

副组长林可仪，资源委员会南华铁工厂负责人。

正在申请入境日本的技术专家为数更多。这么多技术人员云集第三组，可以看出战后我国是非常渴望从日本赔偿中获得工业设备的。

专家们先后来日本已有相当时间，有的已经去盟军总司令部经济科学组及其他单位与主管人员谈话多次，有的已到各工厂进行过参观访问。

专家们都收集了大量的日本有关各厂的设备清单和掌握了美方有关赔偿的各种文件。特别是美国赔偿特使鲍莱Edwin Porley的“临时报告”和“最后报告”。

中国赔偿归还代表团

1946年秋，根据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建议，美国政府请盟国各自设立了一个驻日5人代表团，负责办理各该国赔偿归还事务。

1947年夏季，远东委委员11个国家先后派定了代表，正式成立了各国的赔偿归还代表团。

中国赔偿归还代表团

吴半农，首席代表，第三组组长

李待琛，代表国防部

王树芳，代表交通部

周茂柏，代表资源委员会（后改为邵逸周）

唐崇礼，代表经济部。

此外，还有20名技术专员襄助代表团工作。这些技术人员也都是原来第三组的各有关部会的派驻人员。

以及，在我国国内设立了赔偿归还物资督运委员会，以后又设立了一个归还物资处理委员会。

日本的赔偿原则

根据波茨坦宣言，以及盟国对日的基本政策，日本的赔偿有两个原则。

1、盟国不向日本索取赔款，而只令其以工业设备和实物充赔。

2、盟国向日本索取赔偿设备时，必须顾到使日本能够维持一个合理的平时经济生活水平。

对日本太仁慈啦！

赔偿归还工作的最高决策机关

日本赔偿归还工作的最高决策机关是设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

远东委员会有11个成员国：

中、美、英、法、苏、菲律宾、荷兰、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咦，没有印度、缅甸、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哎，那些国家当时应该还没有从殖民地独立出来。

执行机关则是东京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简称盟总，总司令是麦克阿瑟。

执行办法，盟总遵照远东委员会的决策，选择赔偿工厂和设备，详定执行办法，一面命令日本政府办理拆卸、包装和运集出口海港，一面联络各受偿国驻日机构办理参观、申请、分配和接收。

赔偿国和受偿国之间，除交接赔偿物资的最后一刹那外，平时彼此不能直接接触，一切事务都要依赖盟总为唯一的联系渠道，而盟总是越来越倾向于推迟赔偿的。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实际上是美国统治日本的司令部，独断专行，包办一切，对于赔偿工作即使是战时损失惨重的中国、菲律宾等国的意见，也不加重视。

盟国之间的意见常常不能协调。讨论赔偿方案和分配比率时，不仅美、苏两强总是遇事争吵，远东委员会的11个成员国也都各有主张。

日本办理赔偿和归还工作的机构

1946年1月，盟总开始指定供赔工厂时，日本政府主办赔偿的机构是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所属经济部的商工课。

1946年11月，由于赔偿事务逐渐加重，商工课从经济部独立出来，改组为了赔偿部。

1948年2月，赔偿工作进入开始实行的阶段，日本政府又设立了直属内阁的赔偿厅，以便对盟总办理承转事务。

1948年7月，日本政府根据盟总的指令，将各机关的主管范围划分如下：

1、大藏省，即财政部，主管兵工厂和研究所；

2、运输省，即交通部，主管民营造船厂；

3、商工省，主管民营飞机厂和军需工厂；

4、文部省，即教育部，主管各科学研究所。

另外，日本内阁的特别调达厅担任各项拆迁工程的招标、订约等实际业务。

这些单位中，以大藏省对赔偿所担负的工作最为繁重，除担任赔偿经费的预算开支外，从1947年4月先期拆迁开始后，还要直接办理拆迁事宜。

1948年1月，招商局海康轮

盟国第一艘接收赔偿物资的轮船

1948年1月11日，接委会向招商局洽定装载赔偿物资的海康号轮驶抵横须贺，这是战后11个盟国赴日载运赔偿物资的第一艘船只。

1948年1月16日，首批赔偿物资装船完毕，共装453箱，合计1610公吨。

中午举行接收仪式，除中日双方代表外，还有美国第八军代表泰伊尔上校、当地军政长官彼斯莱准将、海康轮朱船长等参加。仪式完毕后，海康轮随即驶往上海。

后来，海浙、永兴等轮相继赴日。

自1948年1月起，至1949年9月止，中国前后共派船22次，运回赔偿设备12504箱，计35912.76重吨，容积57171.60尺吨。

重吨，是重量单位，重量吨。

最大的赔偿物资却没得到

吴港发电厂

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吴港海军兵工厂的15000千瓦60赫兹的发电厂一套。

即，功率为15000千瓦、频率为60赫兹。

排第二的还是来自吴港发电厂，一具200吨码头式起重机。

吴港发电厂原不在30%的先期拆迁范围内，是中国代表团发现了，向盟总和其他盟国代表提出分配给我国的。

在赔偿技术咨询委员会讨论时，菲律宾也坚持要这套设备，甚至由其总统出面申请，并暗中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1948年12月12日，盟总发出正式通知，将吴港发电厂和起重机分配给了中国。

得而复失的发电厂

吴半农得到通知后，立即派几位电力专家前往拆迁，并再三告诉他们这些设备得来不易，这次拆迁是政治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能详细绘图，只能争分夺秒尽速拆回，否则势将后悔莫及。

但主持拆迁的那位专家始终不了解当时的形势，行动不够迅速。

气愤！

夜长梦多啊！

1949年5月13日，果然生变。这两套设备正在拆卸中，美国政府却向盟总颁发了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

也就是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

美国政府的声明，还主张保留日本一切工业设备，军需工业也包括在内，听任日本自由发展，不加限制。对于远东委员会有关赔偿和工业水平的决策，一概取消或修改以适合美国的政策。

美国这种偏执的主张，显然违反了波茨坦宣言和盟国战后对日的基本政策。

消息证实后，吴半农以中国赔偿归还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向驻东京的各通讯社记者发表了意见：

· 赔偿是日本的义务，盟国有权要求其履行；

· 这个问题的最后决定权应属于11个盟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而不属于美国政府；

· 日本赔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依据波茨坦宣言和盟国战后对日基本政策，解除日本的作战潜力，免其再对邻国作武力的侵犯。

同日，菲律宾代表也发表谈话，强烈反对美国的主张。荷兰代表也认为遗憾而表示失望。英国代表则认为这个问题应由远东委员会决定。

1949年5月18日，赔偿技术咨询委员会开会，吴半农又提出严重抗议：赔偿物资分配规定，就是一种契约。我方为接收这些设备，从国内调派监拆人员多人，并已办妥其他种种准备工作，人力物力消耗很大。现突然停止，致我方蒙受很大损失，国际间除因宣布战争外，无采取这样急剧措施的必要。

1949年5月20日，吴半农以中国驻日代表团的名义，正式致函盟总提出抗议，要求迅速恢复吴港发电厂和起重机的拆卸工作。

1949年6月13日，中国驻日代表团又正式致函盟总：吴港电厂和起重机早经正式通知分配我国，且已着手拆卸，而竟摒诸例外。盟总对于此举如不重加考虑，或予满意的解释，我方就不得不认为盟总为有意特别歧视我国的利益。

以后虽曾继续交涉，但无丝毫进展。

赔偿物资

2250万美元

美国政府对于日本赔偿工作之所以如此偏执武断，显然是和中国国内全国解放在望有直接关系的。

美国不想把日本的赔偿物资落到中国共产党人手里。

中国的抗战战时损失，根据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不下620亿美元，而我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仅约值2250万美元。

现在又剔去了吴港电厂和起重机，着实令人气愤。

国际关系，实力为王。

归还物资

1813万美元

除赔偿问题外，劫物归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日本从盟国劫掠的物资，战后理应归还原主。但实际问题非常复杂，例如各盟国被劫物资多寡不一，我国被劫最多，菲律宾、印尼、印度、缅甸、越南等国次之，而美、苏、加拿大和新西兰则没有损失，利害关系相差悬殊。

因此，关于战后归还政策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争论不休。

1946年7月18日，远东委员会才决定劫物归还政策，即所谓旧案。

1948年7月29日，远东委员会劫物归还政策新案通过。

两年多以来，我国接收的归还物资种类庞杂，单位不一，数量的多寡和物品的贵贱也各不相同。大略可分为：图书、古物、货币、整厂设备、计件机器、车辆、船舶、工业原料、贵金属、杂项等10类。

截至1949年9月底止，这10类归还物资共约值18132358美元。

归还物资是1813万美元。再加上前文已述，我国共获得赔偿物资2250万美元。

归还物资 + 赔偿物资 = 4000万美元。

归还物资明细

第一，铜镍币

日本在我国沦陷区内大规模搜刮铜类，其步骤是，先由日本占领军责成各省政府规定所属各县分担搜刮的数量，然后由各县政府通令所属各区、乡、保、甲进行搜刮。

所用的方式，虽有献纳、收买、交换等等名目，但都出自强迫，人民绝无反抗或规避的余地。

1943年8月，华北政务委员会密令华北各省市收集铜类，规定北平、天津应各献纳400吨，河北、山东各300吨，青岛、山西、河南各200吨，共计2000吨。

规定，简任职每月捐献5公斤，荐任职2公斤，委任职1公斤，无任职者半公斤，多献者给予奖励。

日军每到一地，立即控制民主必需物资如盐、煤、火柴，烟草等，规定献铜1吨，发给盐1/4吨，或煤5吨，或火柴240大包，并酌量配给烟草。

以上，每县收集的铜类往往在数万公斤以上。也就是一个县10吨以上铜。

太惊人了！这是把明清以来从日本进口的铜都弄回日本去了啊。

而且当时国内对于铜镍币举证困难，不能大量申请，有确凿证据的只有中央造币厂损失的1100余吨一案。

1948年2月，中国赔偿归还代表团根据密查所得的资料，详悉日本各地仓库所存我国铜镍币竟达11000多吨！

也就是说。哪怕是日本的残存库存，依然十倍于我国所能证明者。

中国赔偿归还代表团立即行文盟总，列举上述日本搜刮事实，并援引国民政府颁布的危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和海关禁止携带铜镍币的通令，证明货币虽可为私人所持有，但不准私运出口，日本各地仓库的铜镍币竟还残存1万余吨，非强取豪夺，何能积此巨数。

而且，所有被劫货币，都刻有中国特有的花纹和字样，极易辨认，更不容狡赖。

至此，盟总认为中方主张有理，允予合作。

1948年6月23日，盟总归还咨询委员会会议决定，归还我国铜币10650公吨，镍币84公吨，估计共值5095000美元。

接委会接收后，交招商局海辽、海玄两轮分批运沪，由中央信托局验收。

1949年7月26日，归还咨询委员会会议又决议归还我国铜币330余公吨，镍币19公吨，连同首批运回者，共重11083公吨，估计共值5246356美元。

525万美元。

第二，整厂机器设备

有两个整厂：

一是，永利化学公司氩厂的硝酸制造设备

一是，广东省营广东造纸厂

永利化学公司

永利化学公司的硫酸氩厂，位于江苏六合卸甲甸，创立于九一八事变后，是我国最早最大的硫酸氩厂。1937年5月才正式开工，12月南京陷落后，该厂就被日本占领了。

由三井财阀系的三井物产和东洋高压两会社为主干，组织了永礼化学工业株式会社，计划利用该厂硝酸设备添设火药制造部，后因所需补给器材不给，没有实现。

1942年，日本人改将这套设备拆运日本，装设在九州大牟田东洋高压会社横须工厂。

战后，永利公司派员查看，发现硝酸设备已全部撤走。经向盟总多次交涉获准，永利公司派了化工专家谢为杰、鲁波、赵如晏3人赴大牟田实地勘察，发现现有整套设备虽完好，但原有机件已由日人另行添装，因此已非旧观。

盟总民间物资保管组对原有设备的归还，毫无异议，但于日方修配的代替品一并归还则坚决不同意。

为此，国际知名老化学专家侯德榜两次亲到东京同盟总洽谈。

1947年9月18日，经过半年的努力，盟总终于复文，同意将现有全套设备归还物主。

美国人特意挑在九一八回复啊！

1947年10月下旬，拆迁包装工作开始。

1948年1月上旬，包装全部完毕。

1948年3月27日，招商局派轮装载返国，4月11日抵达南京永利氩厂码头。

补发一件白金网

这套设备在日本装船的时候，一件白金网被偷了，经多次交涉，才由盟总转饬日本政府负责照原有规格制备新品偿还。

1948年11月中旬，白金网新品由吴半农签收，交由美国空运队运回了上海。

广东造纸厂

1933年，广东造纸厂开始筹建，1938年8月建成开工。

造纸设备是新式木浆制纸机器，在国内是创举，每日可产新闻纸或上等印书纸50吨。

广州沦陷，造纸厂就被日本占有，最初由日本海军委托日本王子制纸会社选派人员经营。

后来，南喜一在日本陆军的支援下，将全厂设备迁到日本北海道苫小牧勇拂地方设厂安装，1943年7月开工生产。该厂又归并给了国策制纸会社，成为该会社的勇拂分厂。

1946年秋，中国驻日代表团根据密报，函请盟总转饬日本政府查报归还。勇拂分厂经修理补充，将劫掠的机器列单呈报，但诡称原件已破坏不堪，其余都是日本自己添配的。

1947年6月，中国驻日代表团一面请广东省政府派员到日本查认，一面选派专家多人前往调查，发现机器大体完好，但件数被日本人隐瞒得很多。

1948年2月，广东省政府派广东造纸厂前总工程师陈丕扬、前厂长刘宝琛前往勇拂，将全部设备逐一清查认证。

1948年4月上旬起，中国驻日代表团向盟总严正交涉，要求将全部机器，包括日本人添配的在内，一并饬令日方归还。

勇拂分厂主持人多方活动，甚至诱劝中国代表团某些领导将这套设备卖给他们，日本人愿以产品或现金偿付。

国内有关单位也愿接受这个条件。

恰巧此时，宋子文调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吴半农灵机一动给宋子文写了一封信，报告盟总已同意将被劫的广东造纸厂归还原主的消息。

宋子文立即复信，表示感谢和欢迎。

1948年7月7日，造纸厂这套设备开始拆卸，10月中旬完工，计拆卸机器共3625件，重3720公吨，分载海列、海赣两轮，分别于1948年10月23日和11月3日运回了广州。

第三，计件机器

这类机器在被劫时是零星掠夺的，或原是整厂劫取，运日本后分散用的。

接委会派遣专家多次调查，发现有主的机器共311件和一套，估计约值50余万美元，大部分属于西北实业建设公司和南华铁工厂。

至于不能确认原主的，归还之数达2234件，约值170余万美元。

以上有主和无主合计，共归还计件机器2545件又一套，约值220万美元。

第四，船舶

船舶是大家最感兴趣的吧。

被劫船舶的归还，一样要我国先提供各项证件，经确定所有权后，才能依照规定核准归还。

被劫的船舶如已损坏，由盟总转饬日本政府加以修理，以恢复到被劫时的状况为准则。由验船师和申请国的技术人员断定有合格的航海性能后，才准驶返申请国。

修理费用，依照新案完全由日方负担。

抗战中，我国船只损失重大，驻日代表团成立后不久，就从各方搜集一切有关被劫船舶的资料，并调查这些船舶的下落和现状。准备工作至1946年夏就已大体完成。

第一艘归还的船

建设号

1946年8月18日，第一艘归还的船建设号，由长崎驶抵上海。

接着军舰逸仙舰，以及兴安、飞星、隆顺、和顺、永源、增利、中兴等货船陆续归还。

驶还的被劫船舶共计12艘，20676吨，约值2162657美元。

第五，图书和古物

我国在战时损失的书籍，据国内调查，不下300万册，但归还的总共只有158873册。

300万 vs 15.88万！

其中，除中央图书馆一部分善本书先后两次空运、船运回国外，其余多是普通书籍，估计共值18万余美元。

被劫的古物那就种类繁杂了。主要有字画、拓本、佛像、寺钟、刺绣织品、家具、饰品、杂物等。

1947年8月17日，乘归还船永源轮驶沪时，交该轮载回229箱古物。

1948年9月19日，又交海辽轮运回了773件。

1948年11月4日，最贵重的古物翡翠屏风、缂丝古画、白玉壶一尊、翠玉花瓶一对，由接委会于派员专程搭轮，押运回国。

缂丝古画

缂丝古画共58轴，包括明清绣物27轴，是明清两代的最精制品，原由清宫珍藏，后归朱存素堂，最后归张三畲堂，张氏又移赠沈阳博物馆。

抗战中，沈阳博物馆将其送往东京裱装，以后即无下落。经派员密查，确知在某日人家中，再经交涉，盟总才允转饬归还。

汪精卫的礼物

翡翠屏风

翡翠屏风是汪精卫于1941年6月访日时赠与日皇及皇后的礼物。

翡翠屏风为八折式，高约6英尺，楠木雕制，镶嵌翠玉40块，

1948年3月28日，中国驻日代表团养正馆大楼里开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展览会，将缂丝古画、翡翠屏风等珍贵古物全部陈列出来，招待盟总和各国代表团人员参观，并举行鸡尾酒会，以资纪念。

1948年11月6日，国内主管机关派海辽轮赴日，将上述珍品运沪，交由中央信托局储运处点收。

屏风玉器和缂丝古画，交南京中央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分别签领。

伪满洲国的捐献

日本宫内省所存我国其他古物也都陆续归还，其中包括：清乾隆帝墨迹四大册、康熙时代瓷瓶一尊、宋坑端砚二方、象牙塔一座、大象牙球一具、乾隆时代精雕端砚一对等等。这些珍品都是伪满大员献赠日皇的。

此外，伪满皇后赠予日本皇后的翡翠戒指和珠钻镶金手镯也获得了归还。

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化石

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化石是近代科学发现中的著名物品。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北京人化石由北平协和医学院送交美国海军代为运出，在秦皇岛附近被日军截夺。

抗战胜利后，裴文中、李济曾赴日调查下落，会同日本考古专家原田淑人、平野义太郎、长谷部言人等教授协力调查，但未得到满意结果。

裴文中，1929年12月2日第一个发现了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

1946年春，李济曾和驻日代表团第四组副组长张凤举向盟总情报教育组查询多次，据说日人坚称没有运到日本。

1947年夏，盟总资源组交来日本归还的周口店出土化石等考古资料一批，当由中国驻日代表团接收，运交北平地质调查所，

但是，关于北京人化石的下落，却未能由此有所发现。

至今，北京人化石的下落还是一个谜。